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以上，贡献率超过美国，中国实际上承担了全球经济“稳定器”的角色。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强力刺激政策带来了内部的不稳定：严重的产能过剩、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负债大幅增加、股市过山车般暴涨暴跌，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出现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预期。

　　由于美联储升息的时间正好与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债务去杠杆化以及人民币追求国际化的时间相互重叠，为防止美联储加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产生系统性风险，缓解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对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恶性冲击，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需要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增长、国内资产价格、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探寻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新均衡点。

　　四季度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内经济有从“主动调整”转变为“惯性下滑”的风险，需要实施防御性宏观政策。高度警惕国际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正视经济减速的客观规律，把防风险和稳增长有效结合起来，扎紧篱笆，苦练内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法，加大力度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要求稳定汇率以实现金融稳定目标，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实现稳增长目标，这就必须暂时放弃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特别是防止投机性资本流出。（1）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为应对未来潜在的金融震荡风险创造风险防范机制。（2）加强资本项目流出监管，提高资本流出的交易成本。央行要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冲销操作、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消除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冲击，稳定金融市场。提高外汇远期交易的保证金，防止资本流出过快和人民币大幅贬值造成巨大冲击。（3）要警惕“中国套息交易”，甄别资本外逃的新渠道，防止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严厉打击地下钱庄。

　　扩大地方债置换规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杠杆比率，化解债务压力，在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央行有必要通过量化宽松的类似央行购债途径增加市场流动性，最大限度降低财政发债的挤出效应；推动国内收入分配公平和民生工程；在人民币适度贬值之后，利率下调空间被打开，有利于降低真实利率；降低基建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加大城市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国内改革，推动创新创业，防止全要素生产率下行

　　新常态经济下，数量扩张已经受到约束，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和国内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扩大新技术投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国企改革，实现企业重组和产能出清。继续加大力度促进创新创业。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革命将催生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工业化和信息化，推进制造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夯实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把握世界经济大势，防止过多承担国际经济调整成本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需要想方设法推进国际社会共同承担经济调整成本。（1）推动国际性结构改革和宽松政策合作，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和总需求。此次金融震荡之后，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国际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应加强主动性，通过多种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国际性合作，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稳增长义务，防止贸易保护主义，防止货币竞争性贬值。（2）高举发展大旗，推动发达国家、中国、欠发达国家三方的国际产能合作。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发展，扩大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需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