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注意到，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其中两家（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会在“走出去”方面，起到相当突出的角色，这跟“一带一路”有怎样的关系？

　　周小川：相当一部分“走出去”项目都可以看到国开行和口行的身影。这之前，它们已做了不少工作，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部署了不少力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应当说，商业银行也在“走出去”，也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前一阶段商业银行处在内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海外业务较为稳健、谨慎。国开行和口行则步子更大一些，抓住机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开行通过很多自己的努力支持了一些新区域的“走出去”；进出口银行原本主要支持贸易，后来也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主动参与投资项目。总体上看，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在“一带一路”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国开行和口行也是丝路基金的出资者。

　　下一步，资产质量的把握至关重要。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好，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不好，也会有阶段性的收缩和调整。在这方面，三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是类似的。

　　定位开发性金融

　　记者：那么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新一轮改革对政策性金融又是怎样定位的？

　　周小川：国开行原董事长陈元同志对此有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论述，我就不去定义了，只讲点理解。首先，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存在区别。政策性金融强调政策需要，不太强调盈亏，亏损会由国家补贴。因此，政策性金融也容易引发争议。比如，既然是国家政策需要，为什么不用预算资金？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应该怎样做更好？而开发性金融则有所不同，开展的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但不亏损的业务。例如90年代后期国开行支持的“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后来的支持“走出去”。尽管业务随着国家战略的导向会发生动态变化，但经营方针是总体上不能亏损——有人将这种模式归纳为“保本微利”，要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其次，传统的商业金融体系中缺少中长期融资的支柱。中短期的业务可能商业性金融能做好，长期的业务却往往有空缺，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在长期融资领域存在缺陷，需加以补充。因此，国开行提出需要有开发性金融去发挥补充市场和培育市场的功能。

　　国家对开发性金融的支持表现为一种增信（Credit Enhancement）。从融资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不吸收储蓄存款，主要依靠特定增信后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融资成本不是太高，但是也不便宜，比存款基准利率要高。虽然商业银行依据存款基准利率定价并吸收存款，但考虑到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有经营成本，还有机构人员开支，所以两者相比，开发性金融在融资方面略具一点成本优势，体现出增信的作用。增信不同于担保或兜底，方法也有若干种，目前，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将政策性银行的债券定义为“政策性金融债”，就是给予一定的增信支持。国家对开发性金融并没有明确的财政担保，财政也没有出具安慰函。此外，国开行做的业务中有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统借统还的，今后还需要更多地探讨不依赖地方政府的路子。

　　从这些方面看，中国最初创立开发性金融时并没有形成关于业务模式的完整体系，但是摸索了一些基于国家战略、自主经营、自主决策的路子；同时强调保本微利，也就意味着讲求效益，不能赔钱。

　　记者：就经济学思潮而言，全球历史上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开发性金融经历了思潮的演变，是否也与此有关？

　　周小川：对，最初全球的思潮不太倾向于开发性金融。一方面是因为开发性金融很可能亏损；另一方面，这和主流经济学的变迁也有很大关系，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后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盛行后，八十年代兴起了新保守主义，随着英国撒切尔政府强调市场和私营部门，限制政府干预，全球都倾向于相信：当政府更加依赖市场化运作时，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周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 of Japan）的倒闭。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运行模式类似国开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靠发债，注重为长期项目融资。由于其准政府色彩，发债成本略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进入高峰期，在海外投资的狂潮中，从高尔夫球场到洛克菲勒大厦，背后都有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身影。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不堪巨额损失，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这加剧了其后相当长时间全球范围内对开发性金融的否定思潮。

　　因此，在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全球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都在走下坡路。德国邮储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日本的小泉政府也提出要将日本邮储银行全面私有化。欧洲投资银行（EIB）也启动转型，缩减以往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而转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直至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基本都延续了这样的看法和倾向。

　　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具有一定外部性的公共融资难觅投资者，尤其是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一些涉及重要战略领域的融资。于是开始想办法用好开发性金融，原本计划把开发性金融转型为商业性金融的国家，有些在摇摆，有些干脆转回来。

　　此外，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商业性金融体系都出现了“惜贷”的情形。一方面源自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另一方面则是从回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当时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发放贷款而持有现金，哪怕囤积现金也不贷款。这些现象也使人们重新讨论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认识，即：可能还是需要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而非全部都靠商业性金融机构。

　　国际上的G30（经济、金融名人论坛）2009年开始进行关于长期融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并撰写报告。该报告提出，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体系还没有为支持经济增长做好提供充足长期融资的准备，应该创设新的金融工具和专门的长期融资机构；其中专门提及，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可运用多余的外汇储备，以形成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2012年对报告进行讨论的时候，G30注意到中国的国开行、巴西的开发银行（BNDES）在中长期开发和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国开行原董事长陈元同志关于开发性金融那本书——《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

　　最近，欧盟推出的31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容克计划（Juncker's Investment Plan）”，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欧洲投资银行（EIB）来实施的。EIB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间也有过方向调整，但如今“容克计划”的推出正好使其派上用场。

　　还有件事需要提一下，西方国家80年代末开始的税收改革也与前述经济思潮的转变相联系，一是改掉过高的所得税税率和高额累进制，实行宽税基、简税率；二是大力推行使用者付费，比如收费公路之类。这使得过去许多人认为只能财政出钱干的事，变成有可能让市场来解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可以略低一些。这对开发性金融很重要，在传统的纯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出现一个区间，可以探讨如何去实现、去融资。其实，当前广泛谈论的PPP也是这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