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关于我国污染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成本，马骏列举了一些数据：北大陈玉宇、清华李宏彬等的研究显示，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9%以上污染超标；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

　　马骏认为，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第二是末端治理的问题。治理污染不能仅靠末端治理，还要靠经济结构的转型。

　　首先是我国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中国的重工业占比为主要经济体中最高，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九倍。马骏认为，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目前的市场信号不鼓励绿色投资，而过度鼓励投资于污染性项目。理论上来说，是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我们估计，中国未来需要每年2万亿元以上（3%的GDP）的绿色投资。但是，目前政府年度预算只能拿出3千亿元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在全部绿色投资中，预计政府出资只能占10-15%，其余的85-90%需要民间出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来激励和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

　　从相关的国际经验来看，绿色金融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中金融类政策、体制建设和产品创新方面积累的推动绿色投资的许多经验，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包括赤道原则、绿色信贷和证券化、绿色实业基金、绿色证券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绿色保险、碳金融体系的设立、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要求机构投资者在其决策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在信用评级中引入环境因素、要求上市公司符合绿色社会责任规范、构建绿色机构投资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