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突然宣布开始实施汽车限购措施，有效期暂定5年。至此，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和杭州之后，深圳成为全国第8个汽车限购的城市。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汽车限购大军？已经进行汽车限购的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是否有所缓解？接下来，“限字令”还将怎样蔓延？

　　专家表示，短期来看实施限购限行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看，根本方法还在于转变城市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进行深层次治理。

　　地方政府为何青睐“限字令”？

　　尽管有人质疑一些地方政府限购限行政策的合法性，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城市均已车多为患，交通拥堵严重，以限购限行治堵无疑“起效快”。

　　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29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北京、天津、成都、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超过200万辆。交通拥堵越来越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

　　对于此次突然抛出“限购令”的原因，深圳市政府的解释是：深圳机动车增速迅猛，截至2014年12月20日，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14万辆，近5年年均增长率约16％。按照现有态势，到2016年底机动车保有量将超过400万辆。据测算，届时中心城区晚高峰拥堵时长将从2014年的55分钟拉长至92分钟。因此，采取增量调控措施遏制小汽车增长，是现阶段深圳治理交通拥堵的当务之急。

　　根据《上海市综合交通2013年度报告》预测，即使延续目前的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到2015年上海牌照的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将达200万辆，比2010年的100万辆增加100％；道路交通量将较目前增加20％以上，交通供求矛盾将更为突出。

　　在天津，2006年至2012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根据2011年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显示，天津市中心城区主干道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19.5公里／小时，比2000年下降了18％，低于20公里／小时的国际拥堵警戒线，天津市区主要交通节点已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如不采取限制措施，高峰时段将出现恶性拥堵。

　　与拥堵一样令人忧心的是不断爆表的PM2.5。截至2014年2月底，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59.8万辆。据杭州环保部门测算，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PM2.5的贡献率高达39.5％。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在城市规划滞后、路网建设跟不上需要的情况下，实施限购限行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限购限行或将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常态”。

　　真的一“限”就灵？

　　来自政府部门的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在实施限购限行政策一段时间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一些“双限”城市市民出行感受和有关报告则显示，治理交通拥堵并非一“限”就灵。

　　杭州相关部门11月底发布统计数据称，自今年3月底推行小客车限购限行以来，杭州拥堵情况明显好转。同时杭州也将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平衡车辆增长需求与道路拥堵的矛盾。

　　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和实施“双限”前相比，全市道路拥堵里程，早高峰从74.14公里减少至68.47公里；晚高峰从72.86公里减少至55.37公里。同时，早晚高峰持续时间均明显缩短。

　　对于这些数据变化，一些杭州市民感受并不明显。杭州市民刘德敏说，限购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挺明显，七八公里的路早高峰可以节约将近10分钟，但最近感觉原先的拥堵路况又回来了。“同一时间出门，堵在路上的速度感觉又回到限购前了。”

　　而在天津，记者采访发现，城市实行限购限行后，拥堵的交通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天津交管部门统计数字显示，自今年3月1日启动机动车限行措施以来，天津中心城区小客车交通流量下降20％，公共交通和地铁客运量提升了8％，外环线内早高峰、平峰和晚高峰交通拥堵情况分别下降83％、65％和74％。

　　市民刘先生说，限购限行以前天津堵车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大街上到处都是京牌和河北牌照的汽车，实行限购限行以及限制外地车进津以后，拥堵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然而，“限字令”并非全盘通吃。尽管早就实施了限购限行政策，高德公司发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三季度北京拥堵排名仍然全国第一，全天拥堵延时指数1.74，高峰期拥堵延时指数达到2.12，意味着北京采用私家车出行的上班族需花费在非拥堵状态下2.12倍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拥堵时间成本全国最高。

　　治堵良方何处寻？

　　有专家表示，不管限购限行措施如何升级，都不是治堵的根本办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赢得时间。从长远看，只有加强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管理才是解决交通拥堵的治本之道。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限字令”并非万能药。雾霾、堵车、噪音等由汽车过多引发的“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根本方法还在于转变城市发展思路，出台市场化手段等深层次的治理。

　　也有专家表示，公共交通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市发展不应该只注重城区范围的扩张，还应着力加强市内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表示，限购限行只是减慢机动车数量增长的速度，本质上讲只是推迟交通体系崩溃的时间点。

　　“北京的城市道路是世界上最宽的，北京的汽车也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为什么北京是世界最堵的？问题绝不在于道路建设和机动车数量。”冯银厂说，道路拥堵只是表象，背后是城市规划和社会资源分布的综合性问题。

　　上海市委研究室经济处处长张国华认为，现在我们城市的情况是医住分离、职住分离、学住分离，导致小汽车的使用需求很难控制。因此要促进城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产业、居住、配套的均衡化，这才是治本之策。

　　此外，也有专家建议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治理拥堵。应当充分利用机动车使用各环节的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减少非市场化手段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