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既涉及所得税，也涉及流转税。就所得税而言，由于具有居民全球纳税义务的相关原则，意味着，一个中国的居民企业或居民纳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后，即使在境外获得所得，也需要在中国负有全球纳税义务。为了避免重复征税，根据国际惯例，通常会采用抵免法或免税法，而中国主要采用的是抵免法，即在国外已交过税的所得按中国的税法计算后可以扣除境外已缴纳的部分，但是，这是一种限额扣除的概念，由于境外的税负有可能比中国的税负要高，则有可能扣除了境外已纳税部分后中国的应纳税额为负数。那么根据以上情况，我国是不退税的，仅允许5年的抵免期，并且不同国家间的所得不可相互盈亏相抵，即所谓的“分国不分项”抵免。

　　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中有相当部分是工程企业，它们到海外去进行工程承包、建设，而目前我国对于建筑劳务仅是规定了免税政策，还无法实现退税。此外，即使是免税政策，对于海外工程的分包及总包是有差异的，总包通常能够实现跨境的合同、境外支付及海外施工这三个主要的判断境外免税业务的要素，但是，分包通常仅能保障海外施工，而合同及支付均与境内的总包相关，因此，在判断免税时通常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横贯亚洲、非洲及欧洲，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近18万个就业岗位。为何“一带一路”能够给相关的东道国创造税收？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是每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因此，每个国家的税法相对独立，即每个国家的税法是不同的。所以，我国的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后，需要适应不同东道国家的税法，在东道国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

　　但这对于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的国际税收人才。

　　首先，“一带一路”每涉及一个国家便需要熟知东道国的税法的税务人才。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人员通常需要身兼多职，税务仅是在报表、核算、投资等其他业务以外的兼职。如果还需熟知多国税法，困难很大。

　　其次，每个“一带一路”涉及国家的语言不同，有不少是小语种，在语言上也给我国的税务人员带来了困难。

　　再者，税收相关的问题不但涉及内部的管理，还涉及到外部的交流，例如纳税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交流。“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既包括市场化法治化已经相对健全的国家，也涉及税制相对简单一些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税收遵从成本不一，因此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沟通的时间成本不一。当然，每个国家的人文、宗教、社会背景不一样，其纳税环境也就存在差异，因此，在如何与外国税务局沟通方面，国内企业通常会采用聘用外国中介机构的方式。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也是发展和壮大我国企业及人才国际化的过程，我们决不能完全依赖于外国中介。

　　在中国与东道国的税法以外，“一带一路”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国际税收的维度，便是税收协定。

　　目前，我国签订的多边税收条约包括《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及《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此外，我国与10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涵盖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税收协定主要涉及所得税，对于居民、常设机构、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

　　税收协定对于“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及个人避免重复征税起到积极的作用。以走出去企业的个人劳务为例，根据我国与新加坡的税收协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个人由于专业性劳务或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而“专业性劳务”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中除资本输出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务输出，而技术劳务输出的占比在上升。根据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专业性劳务只需在母国开具税收居民证明，便可仅在该缔约国纳税，这大大地方便了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技术人才。除技术人才外，非独立个人劳务也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在双边税收协定中，不同缔约国之间约定的预提所得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因此，还需要考虑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是否需要设置平台公司，以及在哪些国家或地区设立平台公司等问题。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将会为我国带来更多的新机遇，而国际税收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