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缓解企业融资高成本问题，会议具体提出了十大措施：一是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支持银行通过社区、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规范服务。三是支持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展，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发挥保单对贷款的增信作用。四是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防止信贷投放“喜大厌小”和不合理的高利率、高费用。五是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资金存量，简化小微、“三农”金融债等发行程序。六是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七是支持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八是完善信用体系，提高小微企业信用透明度，使信用好、有前景的企业“钱途”广阔。九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虚高”的贷款利率。十是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遏制不规范收费、非法集资等推升融资成本。用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和能力。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十项措施非常具体，从监管调整，到拓宽融资渠道、盘活资金存量、丰富增信手段，以及对金融机构自身管理提出要求，形成了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体系，将贯穿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和金融改革之中。

　　会议指出，今年7月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来，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融资难、融资贵”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呈现缓解趋势，但仍然是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成本高问题，以促进创新创业、带动群众收入提高。

　　此次，在监管层面上，针对央行的合意贷款管理和银监会的存贷比指标，会议首次提出了调整的方向。会议指出，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记者从多地调研了解到，近年来，央行通过合意贷款调控的法人银行机构均感受到了来自贷款规模管控的约束，今年尤其明显，集中的问题在于贷款规模不够，月度之间节奏太平均，与市场资金需求难以完全匹配。

　　在江浙地区、河南、四川等中部地区，接受记者采访的银行业人士表示，“即便是定向降准，流动性宽松了，但是额度受限，银行依然难以投放贷款。”也有人认为，“额度很高，但受存贷比约束，在存款脱媒压力巨大的情况下，银行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放贷。”

　　我国实体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然而，银行信贷投放受到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存贷比考核、自身资本金约束以及所有者权益等四大因素的限制。“国内并不缺银行，但一些地方上的城商行、农商行乃至村镇银行存贷比很低，但受限于贷款规模管控，难以放贷。”四川地区某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说。

　　针对存贷比考核，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从经济发展角度说，目前的贷款规模是需要的；从商业银行自身看，也不愿意降低贷款的投放量。但是存款增速却明显放慢，商业银行对此采取各种手段，比如理财产品，在月末、季末、年末最终把资金拉回到所谓的符合存贷比要求的存款形态中，势必造成市场利率水平的上升。因此，调整存贷比监管也势在必行。”

　　实际上，今年以来，信贷投放波动迹象明显，10月份新增人民币信贷投放量为5483亿元，其中，虽然企业中长期贷款量为223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不少，但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今年10月份信贷额度相对较松，企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并不算理想，环比放缓明显，信贷扩张不济。

　　贷款投放量疲弱和波动的背后是企业债务风险集聚，银行惜贷与企业负债率高企并行。“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算高，居民负债率更是很低，但企业负债率则非常高。我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20%，而美国约为72%，日本约为99%，意大利约为82%，澳大利亚约为59%，加拿大约为53%，德国仅为49%左右。不能不承认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GDP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研究员罗仲伟对记者表示，“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市场需求不足，而是资金链濒于断裂。现在市场形势不好，企业库存上升，急需融资，但金融机构放款反而更加谨慎。如今提倡企业要转型升级，核心就是要有资本投入，要有比正常经营情况下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企业研发和固定资产升级，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困难非常大。”

　　业内专家认为，单纯依靠银行放贷的融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一方面应支持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撬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需要丰富增信手段。对此，会议除了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支持银行通过社区、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规范服务”外，还提出“支持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展，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发挥保单对贷款的增信作用。”

　　东部地区某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说，“对于一些科技型小企业，以及一些缺少抵押物的轻资产企业、农业企业等，贷款额度小而分散，如果银行给予低利率贷款，那么很难覆盖风险，因此，引入保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给风险设一道防线，这非常有必要，有地方已经在研究农业商业保险试点了。”

　　在借道资本市场方面，会议要求“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在小企业没有上市的情况下，引入私募、基金等参与股权融资也是可以尝试的。

　　同时，会议还明确，支持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除了拓展融资渠道化风险外，金融机构存量资金盘活也是目前“新常态”下推动金改的重头戏，中国社科院教授、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判断，明年监管层对金融系统内的存量资金调控会贯穿全年。

　　针对盘活存量资金，会议提出，“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资金存量，简化小微、‘三农’金融债等发行程序。”

　　工行江苏省分行高级专家刘任捷分析指出，“实际上，近几年银行业面对高负债高杠杆的企业，许多银行的贷款被用于企业的铺底资金，项目贷款实贷实付的要求丧失基础；贸易融资等产品的实际运作往往名不副实；甚至出现为完成经营任务，放任企业资料、报表审计弄虚作假，过高评估抵押物价值等情况，银行环节的失控加剧了融资风险，推动了借贷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因此，会议围绕降低融资成本对金融机构的自身管理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防止信贷投放‘喜大厌小’和不合理的高利率、高费用；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虚高’的贷款利率。”

　　另外，会议还提出，完善信用体系，提高小微企业信用透明度，使信用好、有前景的企业“钱途”广阔；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遏制不规范收费、非法集资等推升融资成本。用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和能力。

　　“近几年，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整个大环境不景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融资的信用环境十分脆弱，那么，未来在完善征信方面，监管层和金融机构应该共同推动。”江浙地区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