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物流全媒体6月30日讯（微信：cn156news ）
编注：
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中午乘专机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香港的发展也再次被各界关注，曾经作为中国大陆与全球贸易对接的最大港口与物流枢纽的香港，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上，将何去何从？第一物流网微信获的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编委会授权，节选香港冯氏集团董事总经理张家敏等撰写的《国际供应链分工视角下香港发展的未来选择》以飨读者。
香港曾是伶仃洋中自然条件并不占优的港湾，鸦片战爭后成为英国殖民地。由于缺乏地域纵深和自然资源，开埠以后，香港一直采用自由开放策略，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谋求发展。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香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后，开啟了香港发展新的征程。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基于生产流程分解的国际供应链分工网络在东南亚快速兴起，香港进入新一轮的深刻转型，成为内地跻身东南亚加工制造中心的助推器。
次贷危机后，特别是内地实施“十三五”规划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内地与世界经贸关系或将重构，香港这一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发展选择。
一、香港在国家全球供应链战略中扮好五个角色
1、香港在粤港澳大弯区建设中具有特殊作用。
在助推内地参与东南亚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中，香港形成以贸易等流通性服务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并呈现相应的收入分化与空间结构，香港为国际贸易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演进的单中心通道型世界城市。
第一，从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来看，随着政府完善自由港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中小企业支援和帮扶纾困，特别是中国入世，CEPA推行促使香港深刻融入区域分工体系，香港进出口贸易、运输、物流等流通性服务加速集聚，并且，进出口贸易成为跨国机构进驻和运作的主要领域。在流通性服务业中，进出口贸易为最大部门，2015年机构数占比为53.5%，就业人数占比48.8%，增加价值比重达62.1%，年均增长4.1%。从流通性服务业总体来看，机构数和就业人数增幅较小，增加值增速为4.2%。
第二，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来看，由于特区政府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与内地日益密切的货币金融往来，生产性服务加速在港集聚。首先，外资构成认可机构主要组成部分，2016年香港拥有持牌银行156家，其中境外注册银行134家，占比85.9%；其次，认可机构由回归前通过银行同业市场从境外募集外币资金为主用于客户外币贷款，转变为吸收客户本外币存款，通过银行同业市场向境外提供外币贷款，规模庞大的外币存贷流量和境外流量使香港成为重要的国际资金融通平台。最后，香港证券与期货市场成为国际资金投资中资企业的重要平台。总之，在香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主要的金融市场中，香港已成为国际机构、投资者、资金汇聚与交流的开放性国际融通平台，内地因素成为香港吸聚国际金融资源的重要驱动力，也日益成为国际资金主要投资对象与目标。从生产性服务构成来看，专业及商用服务业为机构数和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行业，2015年占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总数的46.9%，吸纳就业比重为44.4%；从增加价值占比来看，金融及保险业成为最大产出贡献部门，增加价值占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由2000年的52.7%升至2015年的55.5%。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来看，机构数和就业人数年均增幅分别为3.2%和2.5%，增加值增速为5.9%。
第三，从消费性服务来看，由于经济增长、人口集聚、政府加大社会服务供给等因素影响，香港个人与社会服务业发展较快。2000-2015年，香港个人和社会服务业机构数与就业人数增长均快于行业总体水平，机构数年均增加4.8%，就业人数年均增长3.7%；从增加值涨幅来看，公共行政及个人与社会服务业年均增幅为3.5%。由于旅游业繁荣及收入水平的上升，与跨国消费有关的住宿与膳食业从2000-2015年机构数和就业人数的年均增幅来看，分别为3%和1.7%，但从增加值增速来看，则为5%。
第四，以贸易为首的流通性服务业和以金融为首的生产性服务业驱动香港宏观经济运转。从香港整体经济来看，流通性服务业是第一大部门，增加价值占到GDP比重从2000-2015年一直维持在30%左右；从就业比重来看，虽从2000年的40%降至2015年的35.3%，但仍为最大就业部门。此外，生产性服务业是第二大行业，2000-2015年，增加价值比重由25.3%升至32%，就业比重由24.6%逐年攀升至29.2%，增速均超过流通性服务业。总体而言，流通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增加价值而言在整体经济的地位渐趋上升，从就业比重而言在整体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在细分行业中，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业分别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两者合计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31.1%升至2015年的35.6%，就业比重则因进出口贸易吸纳就业能力下降而出现4个百分点的萎缩。从服务业整体来看，香港已成为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主要服务业增加价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76.5%升至2015年的82%；就业比重则由86.8%升至92.5%；同期制造业不仅在增加价值、而且在吸纳就业方面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第五，流通性服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服务出口、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增长较快。两大主导性产业的集聚促使其同样成为服务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由商贸及与贸易有关服务和运输服务构成的流通性服务占比最大，2000年，流通性服务出口额为1970亿港元，2015年达5157亿港元，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由62.2%降至49%，仍居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旅游市场开发，香港以旅游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增长最快，2000-2015年均增长达12.8%。由金融、保险构成的生产性服务2000年出口额为390亿港元，2015年增至1572亿港元，年均增幅9.7%，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由12.3%升至14.9%；其中，金融服务出口相对来说是增长仅次于旅游的第二大服务行业，年均增幅为10.2%。
总体而言，就在以贸易为首的流通性服务业和以金融为首的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驱动城市运行与增长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强劲增长，占据经济比重不断攀升，香港渐由国际贸易中心转向国际金融中心。
2、香港是服务于内地商品贸易的中转平台。
作为自由港，香港主要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内地联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的贸易通道与纽带。
第一，中转贸易占据绝对比重。2005-2015年，香港转口贸易年均增长9.2%；转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年均为88.8%；2015年转口贸易额占总出口比重升至历史高位98%的水平。在转口贸易增长带动下，香港外贸依赖度逐年攀升，从1997-2001年均227.2%升至2001-2011年均319.9%的水平，2015年更达到411.6%，为历史最高。
第二，内地是香港最主要贸易伙伴。2005-2015年，香港向内地出口额年均增速（11%）和自内地进口额年均增速（8.4%），分别高于总出口增速（7.2%）和总进口增速（7.4%），由此，使向内地出口额占总出口比重由2010年的52.5%升至2015年的56.3%，从内地进口额占总进口比重由44.7%升至46.7%，内地成为香港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
第三，服务于内地的零部件贸易构成贸易增长主要因素。2015年，香港出口至内地的零部件为1703亿美元，是2010年1201亿美元的近1.4倍，占香港至内地总出口的比重由2010年57.1%跃升至2015年的59.2%；从进口情况来看，香港从内地进口零部件占香港从内地总进口比重由2010年的36.3%跃升至2015年的39.4%，为第一大类进口商品。零部件贸易成为引领香港对内地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并逐步占据香港对内地贸易的主导地位。香港与内地快速增长的零部件贸易使香港总体贸易结构转向以零部件为主。1998年，香港出口商品以消费品和半成品为主，2010年，香港零部件出口占总出口40.3%，进口比重升至39.3%；2015年更分别升至42.8%和39.8%，零部件进出口成为香港最主要的贸易品。
第四，香港是内地参与东南亚产品内分工体系的重要中转平台。从香港中转贸易对于内地的作用来看，2010年，内地从东亚零部件进口的49.7%、消费品进口的36%、资本品进口的33.2%都来自香港，香港是内地在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货源地，香港成为内地沟通东南亚产品内分工的主要中转渠道和平台。
3、香港是主要展开内地业务的跨国机构集聚平台。
由于香港毗邻内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大量跨国公司选择以香港为基地展开面向内地的业务。
第一，跨国机构数量不断攀升。2001年，在港经营的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和当地办事处分别为944家、2293家和1230家；到2015年驻港公司总数达到7904家，总就业达42.2万人，达历史最高水平；2016年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分别比上年有所减少，至1379家和2352家，地区办事处由2015年的4106家增至4255家。
第二，从跨国机构在港所从事的业务领域来看，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成为最主要的业务领域。2012年50.0%的驻港地区总部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务，此后缓慢上升，由2014年的51.2%略有下滑，2015年比重降至最低水平49.8%。2012年52%的驻港地区办事处从事进出口、贸易批发与零售业，2013年上升至53.4%后一直回落至2015年的51.6%。当地办事处中，在2012年38.8%的当地办事处上升到39.0%后平稳地持续了一段时间，2014年后开始滑落。此外，专业、商用和教育服务业、金融及银行业和运输、仓库及速递服务业为各类跨国机构在港的主要业务领域，2015年主要从事四大业务的地区总部占比达87.9%，地区办事处占比88.9%，当地办事处占比86.4%。
第三，在驻港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中，美国公司最多，日本公司位居其次。2012-2016年美国总部平均占驻港地区总部总数的22.44%，地区办事处平均占驻港地区办事处总数的20.78%。在当地办事处中，内地公司略微领先，2015年是595家，占比17.67%，位居其次是日本，占比16.13%，以及美国的当地办事处占比15.41%。从驻港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所负责的区域市场来看，内地是驻港跨国机构的主要目标市场。
4、香港是国际资金投资内地的重要平台
早在1970s末，随着中信在港创建，香港率先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解决经济建设紧缺的资金与技术问题成为发挥香港作用的重要考虑。
随着跨国机构在港聚集、以及香港本地资金推动制造业向内地转移，香港成为内地引进外资的重要平台。2012年，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村存量为90100亿港元，其中40.7%流向内地，当年FDI流量为2966亿港元，向内地投资占总流量的45.8%。
此后，香港对外投资存量投向内地的比重轻微上升后在2013年有所滑落，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投向内地的比重都开始大幅增加。
2014年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6.3%（9620亿港元）投向内地，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0.5%投向内地。2015年，从对外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来看，流向内地的资金所占比重均有所下滑。
按香港直接投资在内地企业集团的主要经济活动分析，2012年信息及通讯业占年底总头寸的41.8%，其次是投资及控股、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21.7%）及制造业（14.0%）；2013年信息及通讯业占2013年底总头寸的33.7%，其次是投资及控股、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25.3%）及制造业（15.8%）。
2014年信息及通讯业占2014年底总头寸的29.7%，其次是投资及控股、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24.1%）及银行（14.0%）；2015年信息及通讯业占2015年总头寸的28.4%，其次是投资及控股、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25.1%）及制造（13.2%）。
5、香港是重要的中资企业筹融资平台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90年代初，红筹和H股上市开启了香港作为内地筹资中心的时代。中国入世、特别是CEPA签署后，中资企业在香港资本市场加速扩张，香港作为内地筹资平台的功能被急剧放大。
首先，内地赴港上市企业快速增多且趋于多元化，新上市企业涉及石油、炼油、金融、电信、港口等领域，至港筹资企业的质素有很大程度提高。
其次，筹资规模屡创新高。2006年，H股筹资额达3038亿港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占当年香港主板筹资总额的58.9%；2000-2009年间，中资企业在主板H股年均筹资885亿港元，2015年创历史新高达3304亿港元；红筹股筹资则于2014年达到3649亿港元的峰值。
最后，中资企业成为香港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H股市价总值40967亿港元，红筹股39991亿港元，中资股份合计占主板总市值的46.4%；H股成交量46628亿港元，红筹股成交16995亿港元，中资股份合计占主板总成交量的53%。
2015年，中资H股和红筹股合计占到主板总市值的42.2%，成交量合计占到主板总成交量的54%。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推进，香港在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人民币流动性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并已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可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搭建起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渠道及桥梁。
二、“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模块网络化初兴阶段国际分工中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而中国被锁定在加工制造环节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选择。
由此，“十三五”规划以创新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方式致力于推进内地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南亚领先的金融与贸易中心，香港有必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正视挑战，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1、香港的优势
面对国家展开“一带一路”这一新型国际合作的战略，香港作为长久以来内地联通世界的枢纽，已经累积起显著优势。
第一，香港位居东南亚核心位置，海陆空交通便利，一边毗邻中国华南经济重心，另一边辐射东南亚主要经济体，与这些地区传统上经贸人文联系密切，这使香港有条件成为内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结枢纽。从环境条件而言，香港虽然居住密度高，但城市空间利用高效，便于人员高效流动。香港是全球拥有电讯和互联网设施最多的城市之一，资讯自由开放发达，便于信息交流。此外，香港提供多层次居住和生活条件，文化包容，有利于吸引高中低层次外来人员。
第二，自由、法治与国际化的制度优势。香港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机制，监管原则是不干预金融市场运作，实施低而简单的税制，没有外汇管制；行政体制高效、廉洁、透明；具有深厚的法治传统和契约精神，实行判例法，法律和司法体系完善，行政和司法模式贴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此外，香港还是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到2016年10月，香港持牌银行中在香港注册的有22家，在境外注册的134家；所有认可机构196家，本港代表办事处59家。从香港整个金融体系运作来看，主要是吸收客户的本外币存款和银行同业从境外进行外币借款，再通过银行同业市场主要向境外提供外币贷款，以及为本港客户提供贷款。庞大的外币存贷流量和境外流量，使香港成为重要的国际资金融通平台。从资本市场来看，2015年香港现货市场的外地投资者比重仍然达到39%，衍生品市场的外地投资者比重占比28%，其中均主要是外地机构投资者。自由、法治与高度开放，这为香港建构新型金融功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第三，香港金融基础设施优良、金融体系健全。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就开始建设高度现代化的支付体系，借以巩固作为区内资金及证券支付结算中心的地位。每年，香港金管局都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建设稳健及高效率的跨币种、多层面支付平台，以及涵盖范围广泛的本地及境外系统联网。目前，香港已建成港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四个币种的即时资金清算系统（RTGS）以及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并建立RTGS系统之间，以及CMU系统与区内及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之间的双边联网，包括欧洲清算系统、明讯结算系统等。近年来还发展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的投资基金平台，于2012年推出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资料储存库等。从香港的金融基建来看，主要以遵守相关国际标准及最佳营运手法为目标，并且不断加强信息披露，以提高运营效率和保障稳健性。2015年，香港还着力完善零售支付基建，以满足电子账单及缴费服务、近场通讯流动支付等新兴支付需要。基于稳健、开放、联结广泛、监管高效、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基础设施，香港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每个市场都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为香港进一步开发国际金融服务功能创造的重要的条件和环境。
第四，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宗旨的高效监管。自1983年以来，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维持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对于联系汇率制具有关键作用。因此，香港紧跟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标准，密切监察银行信用、流动性及利率风险管理，以及压力测试结果，并加强对银行企业及物业相关贷款的监管，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通过更多专题评估配合定期现场审查等监管方法，确保银行体系具有应付冲击的能力。从整个监管体系来看，法规简明完备，监管机构分工明确、高效透明，监管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些因素推动香港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开放，也是国际公认监管最有效的金融市场之一。市场的开放性、流动性和监管效率，使香港具备引入新功能的重要软实力。
第五，“一国两制”的优越性。香港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香港有可能参与国家战略布局，并从整体利益出发，配合国家内部转型升级和外部“一带一路”推进的节奏，进行协同的市场建设和新型功能开发。另外，香港与内地在制度和市场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内地幅员辽阔，产业、地区结构等都存在较大的失衡，难以全盘开放；这使香港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然能够发挥比内地更加自由开放的优势，一方面助推内地深度融入全球化，另一方面利用开放市场力量消化外部风险和冲击。
第六，香港在生产性服务领域累积起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能力。从生产性服务内部来看，银行服务所占比重仍然最高，2015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1.1%；此外，法律、会计、核算等专业服务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1%升至2015年的1.3%。此外，香港在金融、商贸、专业服务以外的工商业支援服务发展方面，也累积起较大规模，2015年，产值规模占到7.6%，就业规模为7.9%，属于历史高位。香港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已经具备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供给能力。由此，香港在国际金融人才储备和专业服务供给方面，不仅相对内地丰富；而且，对高端人才和国际机构的吸引，也具有显著优势。这些既有优势，为香港进一步开发服务于内地的新功能创造有利条件。
2、巨大挑战
然而，不容觑视，近年来，香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深化也使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形势越趋复杂，由此带来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严峻挑战。
第一，随着内地开放程度的提高和港航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香港中转贸易的优势逐步流失。近年来，香港港航物流领域相对内地的竞争优势收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表现出下滑趋势。1990s以来的较长时期，香港都是全球集装箱吞吐第一大港，2005年被新加坡港超越，2007年被上海港超越，2014年被深圳港超越。而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在经历2008至2011年间的波动后，开始出现绝对量的下滑，2015年，吞吐量为2007万标箱，比2011年峰值少了431.1万标箱。
第二，香港在服务于内地资本走向国际市场方面的能力累积有限。首先，香港所聚集跨国机构以内地事务和提供流通性服务为主。2015年，1401家地区总部中有1137家负责内地事务，占地区总部数的81.2%；2397家地区办事处中有1800家负责内地事务，占地区办事处的75.1%。它们在面向内地市场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的地区总部约占49.8%，地区办事处占51.6%和当地办事处占37.7%。其次，香港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围绕商贸流通。提供运输服务和转手商贸等服务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62.2%攀升到2004年的65.5%后，持续回落到2015年的49%，但服务于商贸流通仍是香港服务出口的主力。再次，金融服务主要围绕商贸流通。在货币市场，2015年香港所有认可机构的贷款22%流向建造及物业发展和投资，有形贸易、批发零售、运输等获得贷款比重为22%，而制造业获得贷款5%，财务金融公司等获得9%。最后，资本市场的首要服务对象是内地。香港股票市场所占比重最高，其中2015年内地企业上市公司数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1%，市价总值占比62.1%，所筹集资金大量流入内地。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香港作为主要服务于国际资本流入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拓展金融服务功能时仍面对较多现实挑战。
主要包括：首先，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币种市场类似，在过去的发展中主要服务于国际资本向内地的流动，使之从内向服务功能拓展到双向服务功能，仍有诸多工作要做。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资本流向沿线地区还相对有限，在内地向外的投融资业务尚未发展之前，建设双向服务功能的金融中心存在一定难度。
再次，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从贸易结算、客户存款等方面，人民币被持有的动机较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推进显著；然而，近一年以来人民币趋于贬值，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模显著下降，离岸市场的高流动性及其对在岸市场的影响，在内地金融改革、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之前，香港都需要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加强有效监管来积极应对。
最后，香港自由开放的环境也增大了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洗钱、逃税等基地的可能性，繁杂的账目监管对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监管等部门提出较大挑战，特别是两地监管的协调等。
第四，产业结构单一化发展累积社会矛盾。随着内地开放，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渐次向内地转移，从既往的制造业，逐步过渡到当前中低端服务业，香港自身则转向更单一化的生产性服务。由于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带来两极分化现象，尤其以低端化更为严重，香港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转型埋下了社会矛盾的隐患。制造业的流失使依托于其实现发展的生产性、流通性服务失却升级根基，中层就业职位的流失使香港本地年轻人难以向上流动。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香港与内地将在更加开放的水平深化彼此分工协作，而香港再任由产业单一方向转移，那服务业的空心化或将继续发展，由此加深香港社会矛盾，影响两地合作、以及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可见，香港在服务于高端生产制造和高技术输入内地、以及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方面尚未形成市场累积，其所能提供的相关服务仍相对有限。
3、必然选桻
作为偏于华南一隅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从早期的转口贸易港，到内地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驱动工业化进程，再到内地改革开放时转向服务化发展，以及内地入世后通过中转资金和零部件贸易等助推国家跻身为全球加工制造枢纽，香港均因敏锐的市场发现能力和弹性的市场运行机制而使自身高效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实现持久发展。
自2013年底“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提出以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国际合作协议、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的组织体系、国有企业参与等各层面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就在内地与世界关系又面临重构的当前时代，香港有潜力适应环境变迁，驱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
第一，香港有潜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主要通过六条经济走廊联结欧亚，其中既有分工发达的东亚地区，又有工业化远未完成的中西亚等国，以及局势动荡的中东等，这使依据地域特点而差异化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确有必要。从产业和空间的分布规律来看，一方面，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中间环节将专业化并独立出来，产业越先进、成本担负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占据中心城市的空间，关联产业分布到周边；另一方面，受距离因素影响，一国一般较多跟周边的经济中心展开经贸往来，由此，这使“一带一路”的拓展无需各国、各地区平行推进，而是甄别支点国家和支点城市着力开发，而后依据产业与空间互动特性促进中心与周边的联结及分工。香港在助推内地发展过程中，累积起广泛的商业网络和专业服务，并具有健全的市场体系与法律规制，这就使香港在联结内地拓展“一带一路”过程中，既需要又可能肩负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
第二，香港有望转向双通道型国际金融中心。在内地改革开放以及东亚生产网络兴起过程中，香港主要扮演商品双向中转和资本单向输入内地的通道角色。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地除了因转型升级需要对先进资金和技术继续有强劲需求外，还将有优势产能的向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历程较短，对外国环境和规则相对陌生，由此需要海外运作平台提高适应性及进行运营管理；另外，内地软硬件均得到改善的贸易枢纽的兴起，对香港的中转货物贸易构成竞争，而依托于高效海关监管等基础上的供应链物流等仍有发展空间。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趋势下，香港有可能由单通道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转向支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的攀升，香港可以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第三，发展关联性科技产业集群，以支撑新型服务产业在港聚集发展。在转型升级乏力的形势下，香港越来越注重培育和发展创新型科技产业，然而，从数码港的设立、科技园的建设，以及创新及科技局的正式成立，香港在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方面仍然相对薄弱。为了应对产业单一化、两极化、空洞化给社会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扩大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空间，香港可以从发展关联性科技的角度，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并提供其对所聚集“一带一路”拓展企业的支撑。由于香港城市空间、人力资源等相对有限，因而关联性科技产业的选择并不在多，而在于香港存在一定优势或培育空间，可深入拓展潜力大的领域，由此主要包括：[1]智慧城市系统。香港在促使产业、人口、环境高效协调发展的城市系统建设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一带一路”沿线中心城市开发建设的需求强劲，香港有必要总结城市建设经验，并结合智慧科技，形成智慧城市系统的建设优势和国际拓展能力，既服务于香港自身城市的重建与活化，又形成产业与科技带动力强的新型综合性服务出口产品。[2]金融科技。作为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世界城市，香港对金融产业的系统性创新有着巨大的需求，拓展相关技术，既是本地双向金融服务发展的需要，又有利于培育高科技产业。
第四，中资企业在香港经济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经济每一轮转型都成长起适应环境变化的新兴主导资本，同时，他们也有力推动转型，如转口港时期的英资财团，工业化和服务化过程中的华资财团等。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资在港经营，以及成为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然而他们的功能更主要的是依托香港从国际筹资，向内地投资，以及做中转贸易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资存在越趋强劲的“走出去”需求，而香港作为较高程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国内平台，对中资有较强的潜在吸引力。而具备产能、技术优势的中资在香港的运作和发展，能够建构香港的新兴功能，以及主导新一轮经济转型。
第五，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将助推香港经济转型。香港以高效专业服务、规管制度等见长，然后，就目前人力资源储备，其主要服务于国际资本输入内地以及中转贸易，对于开拓新兴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化程度非常低的地区，香港并不具备显著优势。但香港所具备的弹性适应能力，使其有可能顺应环境，培育新兴服务能力；并且，幼稚产业的兴起，在香港“重市场、轻政府”的理念指引下，有赖于公共服务的创新，以起到培育作用。具体从外部建设而言，包括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和内地的商贸联络节点及其网络，深化粤港澳一体化与合作，建立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等；从内部建设而言，包括城市空间重构，创新公共服务筹资、组织与监管机制，新兴领域的教育开发，以及加强安全保障等。
第六，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国家意识、创新思想、开拓能力的年轻人才。香港正处于各种矛盾交错激化的特殊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复杂，需要更多能深入了解全球、内地、及香港的、思维开放年轻人才，推动香港的转型升级，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个群体的形成，需要以打开视野、引入整体的问题意识、加强在实践中历练等方式着力培育。
本文节选自《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2017）》。
撰稿单位：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撰稿人：张家敏、洪雯、马莉莉、陈璇、陈浩天、胡蓉、巫丹
总编审：《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编委会主任 丁俊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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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在中国著名流通经济学家、中国物流与供应链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丁俊发主持下，由吴敬琏、樊纲、冯国经、魏杰等知名经济学家担任学术顾问，并由丁俊发工作室、现代物流报等多家组织机构、高校、研究机构等共同策划，并由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每年一部，总结中国供应链发展现状，精编中国最具竞争力或最具创新能力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经验，成为推动中国供应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指南。
经《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2017）》编委会授权，现代物流报及第一物流网及微信公众号及网易、搜狐、新浪、百度百家、今日头条等自媒体端摘编该书部分精华内容，以飨读者。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第一物流网微信（cn156news），提供相关优秀企业供应链案例，我们将择优推荐给蓝皮书编委会。
《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2017）》主编 丁俊发
《中国供应链管理蓝皮书（2017）》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