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犯罪既包括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可能涉嫌的犯罪，也包括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犯罪。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类型不断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诈骗、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洗钱等犯罪形势严峻。互联网金融犯罪与传统金融犯罪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作案方式与互联网金融业态相适应，智能化、隐蔽化特征较明显；影响范围广、消费者权益救助难；行为人的行为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相伴随，司法认定边界模糊；证据存在形式隐蔽、取证难度大等。

　　刑法有关金融犯罪的规定主要在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在应对互联网金融犯罪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给金融犯罪网带来冲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呈现新的形式，超出了刑法条文所涉及的罪网范畴，如有关金融衍生品犯罪形式等。如果仅从违反金融法规的角度去评价刑事责任，局限于已有金融犯罪的罪名，往往无法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

　　对金融犯罪认定模式产生动摇。金融犯罪采用“定性十定量”的定罪模式，通过对结果的量化认定实现金融违规或不法行为的分阶次处罚。具体来说，就是以危害后果是否严重、损失数额是否巨大为依据进行处罚。但互联网金融犯罪涉案数额大、被害人分散，要求有具体的损害后果（即数额），无形中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

　　立法滞后难以有效应对。互联网金融面临诸多风险，加之互联网金融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监管措施比较薄弱，多种因素促使互联网金融犯罪易发多发，互联网金融治理亟须刑法介入。但刑法的谦抑性又限制其及时介入，立法滞后使刑法难以有效应对新型犯罪，不能及时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

　　为有效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司法有必要及时跟进，增强刑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新立法理念，应对互联网金融犯罪新形势。建议立法者及时研判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当危及金融秩序的行为出现时，有必要及时进行犯罪化处置，以应对互联网金融犯罪新态势。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拓展已有罪名的涵义，增加其包容性。如以P2P、众筹平台进行投资融资的行为，极有可能出现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犯罪，有必要对相关罪名进行拓展解释，以规制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可通过刑法修正案设置新的罪名，以弥补金融监管与刑事司法的空白。

　　完善金融犯罪入罪标准，确保刑法适用的准确统一。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研究互联网金融与相关民商事、行政法律调整可能带来的刑事法律适用变化，司法机关及时出台指导性意见，统一办理金融类案件标准，以保证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与统一性。另外，现有的刑事措施更多地关注危害后果，忽视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对犯罪行为的过程控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种不足将会逐步扩大，建议对互联网金融犯罪采取行为犯的认定模式，适度降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门槛。

　　采取综合手段，形成打击合力。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面前，司法机关应充分履行职能，通过查办案件和司法建议等综合手段，惩治互联网金融犯罪；与金融监管部门、互联网金融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案件通报等协调机制，依法妥善处理敏感案件。同时，公检法机关应加强协作配合，将主动预警与动态防控结合，及时开展摸底调查和风险评估，梳理可能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线索，在维护金融秩序、刑法介入与鼓励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