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金融改革超预期的情况下，2015年将是金融改革的攻坚年、会战年、落实年。尤其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有望取得新的进展，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破产法条例、民营银行准入、资本市场革新等可能成为金融改革的亮点。其中，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牵一发而动全身”。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破茧有助于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跃”，打破国家信用的“隐性承诺”，建立起市场化定价机制和银行业全面竞争机制，促发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变革。

　　当然，在我国目前市场资源配置模式中，金融资源配置的辐射范围相当宽泛，金融改革的点点微波也可能掀起翻天巨浪。尤其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市场环境中，2015年的金融改革不会贸然突进，总体将坚守宏观审慎的渐进步伐。

　　货币调控新模式渐明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2015年，中国经济处在向“新常态”过渡的破旧立新阶段，经济增速稳中缓降，但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GDP增速徘徊于7%~7.5%的概率较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可能将控制在3%以内。

　　针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在继续贯彻稳健货币政策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会继续增强。鉴于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高企，通胀率较低，尤其是PPI连续三年以上长期负增长，以及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央行会适当放松银根。2015年不排除出台降准或定向降准操作，以缓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促成放贷潜力有序释放。预计全年新增贷款规模在10万亿元至11万亿元。

　　相比降准而言，降息会较谨慎。因为现行的货币政策和调控仍承担着结构转型之责，需引导资金注入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和契合产业升级导向的行业和领域，抑制传统过剩产能的资金需求。换言之，受抑制行业的融资价格必须保持在一定高位。而央行降息必须充分估量资金价格中枢下移可能为结构转型带来的负面效应。

　　此外，美联储加息及美元强势预期渐强，一旦美联储加息落地，中国货币调控尤其是降息操作，须充分评估中美利差引致的潜在资本外流风险。从这一角度看，降息也会谨慎得多。但在CPI走低的条件下，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需要关注的是，2015年，央行对SLO、SLF、MLF、PSL等结构性、差别化调控工具的运用不会减弱，涵盖总量与结构、长期与短期、全景与定向的货币调控新模式将更加明朗。

　　夯实证券市场制度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中国“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产能转移路径不明沉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创新有望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对投融资体制变革提出新要求。其中就蕴含着发挥证券市场融资优势，支持新技术、新业态加快成长的丰富内涵。几乎不用怀疑，受益于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需求驱动，得益于金融改革大潮引领，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跨越，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证券法》修订、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制度完善等，都可能取得新的进展。

　　前瞻地看，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重估仍将持续，受益于制度红利释放、股权市场大发展、资产配置转换等多重驱动，2015年股票市场上行动力犹存。

　　银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根植于宏观经济高增长的系统性盛宴变得难以为继，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和利润增速双双下行。尤其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同业与跨界竞争日趋激烈，银行业净利润增速的下滑已经非常明显，商业银行净利润的低位数增长成为“新常态”。

　　毋庸置疑，受经济增速放缓、利差收窄的双重挤压，2015年银行业净利润仍将低速增长，若同时纳入股权融资扩容、居民资产配置偏好转换等因素影响，银行业净利润增速可能更低，存款形势仍将严峻。不仅如此，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巨大，2014年第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率已连续5个季爬升，年末可能升至1.3%附近。

　　但同时，伴随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信贷结构调整的深入、资产质量管理的强化，以及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改革措施的有序实施，银行业仍然存在大量化挑战为机遇、化潜在优势为发展红利的战略选择，并有望成为引领银行业“持续远航的灯塔”。2015年，央行“松紧适度”的调控基调，有利于缓释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及流动性管理的压力。如果同时考虑基数因素影响，银行业净利润可能不会过远偏离两位数的增速。